12月12日，钱理群先生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向学术界告别，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回响。昨日下午，钱理群在三联书店以“我与青年”为题再次演讲，意在向青年告别。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钱理群演讲现场
我是站在80后这边，我就起来为80后辩护。我的说法也很特别，我说从我的研究出发，我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我记得一次上课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你的课了，听完课一星期里我们寝室里全是你的声音。我一听，说“糟了”。也就是说我控制了这批学生，他的思想跳不出我进课的范围，这和我的初衷非常不一样。
我在台湾讲，坦白讲在大陆跟青年见面我是戴着面具，包括今天在内，我并没有把心里所有的话全部讲给你们听，我最重要的思想可能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是害怕影响你们，害怕误导你们。
—钱理群
一个说法
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
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前最后一批学生是1980到1983年出生的学生，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了80后的学生。但我真正关心80后的学生是退休以后，2006年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也就是说我2006年开始关注80后的学生。是因为我看了《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告讲了两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据统计现在80后的青年有2亿人，这把我吓了一跳，2亿青年，而且他们要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这批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另一方面，当时围绕着如何看待80后，社会上有一场争论，或者说社会和80后自己有一场辩论。社会上这么评价80后，说80后的特点，一是生活离不开网络，一是重视外表，讲究穿着，这个80后自己大概也认可。但问题如何评价？社会上说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不强，总是高估自己能力等等。而80后不服气，他说我们非常阳光，哪像你们那样？因此80后就提出呼吁，请别误读青年。
钱理群
你们可以想见，我是站在80后这边，我就起来为80后辩护。我的说法也很特别，我说从我的研究出发，我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当年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刘半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实说了》，他瞧不上30后的人，30后的人第一不爱读书，又喜欢骂人，30后的人就跟刘半农吵得一塌糊涂。我是30后出生的，大概就属于刘半农不满意的，又不读书，又爱骂人的人，但现在我不是成了大家心目中尊敬的人了吗？所以我就得出结论，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得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2006年到现在八年，八年后人们对80后的评价大不一样了，80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社会已经承认他们了。倒是80后又有资格来批评90后了，理由也差不多了，你们不读书又喜欢骂人。
钱理群
两大忏悔
我这个人脾气很好，但当时突然愤怒了
我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同学们听课的热情和迷恋，我既感动同时也很担心，会引起我的烦心。我记得一次上课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你的课了，听完课一星期里我们寝室里全是你的声音。我一听，说“糟了”。也就是说我控制了这批学生，他的思想跳不出我讲课的范围，这和我的初衷非常不一样。
有学生说非常喜欢听钱老师的课又怕他控制我。怎么办呢？我就坐在教师的角落里，不敢正面对着他，免得被他控制。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你既然是启蒙主义者，你的言说当然希望有一定的说服力，要有吸引力。但另外你这种吸引力如果变成控制力，就会导致对你对象的压迫。我的课气场非常大，你不能完全投入，你要反抗。作为启蒙者，你作为教师，特别是你逐渐具有权威性，当你成为学术权威或者教育权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是有权力的，你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如果滥用权力你会成为新的挡路石，而这正是我高度警惕的。所以，我一生中有六大忏悔，其中一个忏悔就是我跟学生的一次交往。
北京大学
有一次博士生考试，那个学生一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想法，是极度自信的学生，我几次打断他，他都不听。在我看来，他说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这个人脾气很好，但当时突然愤怒了，连问了他六个问题，他目瞪口呆的答不出来。但那个学生突然以一种非常失望的眼光看着我，那一瞬间我就发现错了，作为教师你应该指导学生，但当时我以势压人，我比你有地位，你来考我的研究生，你怎么能不听我的呢？但弄不好学术权威就形成了一个压迫甚至形成了专制，形成了学术霸权。
由此，我开始警惕，启蒙主义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启蒙，一种启蒙是启蒙者以真理化身，向对象灌输真理，要对方听自己的，这是一种霸权主义。另一种启蒙，是我追求的，老师和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启蒙的目的是建立自我和对象的双重主体性，既要你自己有主体性，同时也要启发年轻人、启蒙对象的主体性。因此，如果大家听我的课，我在课堂上不仅跟学生讲我知道什么，我想什么，同时我要向学生讲我不知道什么。
在大陆跟青年见面我戴着面具
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最大的痛苦和顾虑，也是一种有罪感，他经常说我唤醒人们但我不能给他指出道路，我把屋子里的人唤醒，但路怎么走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在追寻真理。因此，鲁迅说，搞不好我成了帮凶。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个痛苦的记忆，也是我的六大忏悔之一。
多年前，除夕的头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学生电话，他说他是北大医学院的一个学生，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受到了我的影响，当然还有别人的影响，也是我在他心里播下了反抗的种子，所以他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他宣布退出中学教育，然后自学。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他自学考上了北大医学院，而他考北大医学院也是奔着我来的，因为他的成绩够不上北大，但他觉得北大医学院可以。他是曲线救国，因为进了北大，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我。到了北大医学院，发现北大医学院不像他想象的好，然后他就反抗，写文章批判学校，拒绝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最后北大医学院开除了他。他是农民出身，他的父亲带着孩子来求情，北大医学院说只要孩子低头认错，就可以，但孩子不肯低头，他父亲打了他，他逃开父亲来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就（觉得）糟了。
鲁迅
我立刻跟他说另一番教育，我说鲁迅说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你首先要生存。孩子说，钱老师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个学生后来找不到了，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当时我启蒙有偏差，我只强调了反抗，没有强调必须妥协。片面的启蒙反而害了学生，更主要的是我不成熟的思想害了青年，我的思考和今天讲的话，都是不成熟的，青年按我的话去做就糟糕了。鲁迅说如果不经思考产生的后果自己承担可以，但如果年轻人去承担后果，就违背了我自己做人的原则，所以我经常陷入这样的痛苦。
我说为什么在台湾讲课非常轻松，而在大陆很紧张呢？原因就是这样。我在台湾讲，坦白讲在大陆跟青年见面我是戴着面具，包括今天在内，我并没有把心里所有的话全部讲给你们听，我最重要的思想可能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是害怕影响你们，害怕误导你们。面对青年我有一种紧张感。有什么问题自己承担，但是绝对不能让青年承担。用鲁迅的话说，自己不牺牲绝不能鼓励别人牺牲，我还在做教授，我就不能鼓励别人辍学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所以这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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