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文章《共此诗歌时刻》，到一本诗集《我的诗篇——— 当代工人诗典藏》，再到一部同题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最近两年，诗歌评论家秦晓宇把视野全部投向了一直不太受关注的工人诗歌。
南都讯 记者高远 实习生 余梦妮 从一篇文章《共此诗歌时刻》，到一本诗集《我的诗篇——— 当代工人诗典藏》，再到一部同题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最近两年，诗歌评论家秦晓宇把视野全部投向了一直不太受关注的工人诗歌。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说，“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秦晓宇让我看到了事实的另一面”。
从诗人谢湘南《葬在深圳的姑娘》里所描写的深圳吉田墓地，到湖北省浠水县外出打工者郭金牛的《纸上还乡》，再到生命定格在24岁、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秦晓宇说，他们一直都在那儿，自己要做的就是让人们了解到当代工人诗的水准、关注他们的生活与命运。据秦晓宇介绍，《我的诗篇——— 当代工人诗典藏》诗集将与同题电影《我的诗篇》于明年6月推出。
“比讴歌与诅咒更重要的是记录本身”
诗集《我的诗篇——— 当代工人诗典藏》缘起于2013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受邀前往的秦晓宇等人，将工人诗人郭金牛的诗作《纸上还乡》推荐参加了第44届荷兰鹿特丹诗歌。
“借助网络，把民间诗人的作品进行翻译，让国际诗人朗诵，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实现的事。”秦晓宇说，工人诗人往往不太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盛会，而国际诗人了解了这些默默无闻的作品后都非常惊讶。之后，秦晓宇把《纸上还乡》的故事写入了《共此诗歌时刻》一文，并发表于今年2月的《读书》杂志上。
“文章透露出一个令人非常意外的事实。”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说，在当今中国存在着一批工人诗人，他们迄今仍在一线从事劳力生产，其中有矿工、搬运工、保安、车床工乃至凉菜师傅，而同时他们在写诗，描写的正是生活和劳动本身。
吴晓波对秦晓宇说，“诗歌从来有记录历史的传统，比讴歌与诅咒更重要的是记录本身，我们似乎又找到了这根线头。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今年5月，吴晓波与秦晓宇见面，邀约其主编一本《当代工人诗典藏》。
中国工人的精神史诗、生活史诗
“这并非是一部简单的书，是要选编一部较全面，而且是对当代工人诗歌的精选。”秦晓宇说，《我的诗篇——— 当代工人诗典藏》目前收录了50多位，出生时间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90后的工人诗人作品，能够整体反映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的历程，从诗中可以看到中国发展转型中的艰辛历程。
工人出身的诗人是入选诗典的第一个硬条件，而且不是泛泛打工者的概念。秦晓宇认为，现在每个人，只要不是老板，都可以说自己是打工者，而工人指的就是蓝领，一线体力劳动者。“入选的诗人至少要有一段工龄作为入选的前提。”秦晓宇说。
其次就是题材，诗典只会选择工人特质非常明显的诗歌，而不是工人诗人的任何作品。秦晓宇希望诗典能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精神史诗、生活史诗。
中国2900个大大小小都市县城里，存活着2.3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亿。据秦晓宇推算，目前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应在万人以上，而稍稍成名者亦超过百人。“持续了二三十年的中国工人诗歌创作，并非只要是工人身份、诗歌与工厂世界有关就行，还得要是诗歌意义上的好诗，万里挑一。”秦晓宇表示。
诗歌与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秦晓宇举例说，画画同样可以进行表达，但它需要培训、需要画笔，对于一个朝不保夕的工人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成本；此外，写小说虽然成本降低不少，但对于一个工作一天已精疲力竭的工人来说，让他长时间保持一个强烈的写作愿望其实也不太可能。这时，诗歌就成了工人最佳的创作选择。
64行诗对工人诗人来说已是非常长了，通常工人诗歌都在20行以内。“他们每天都有太多的寄予想要抒发，而且都是从真情实感出发。”秦晓宇说，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编成书，把他认为优秀的搜罗出来。
“他的诗歌算是出色的，但谁知道他？”
在秦晓宇眼中，中国当代工人诗的起点与中国新诗复兴的时间重合，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后。“当时如北岛、舒婷和顾城等，无一不是青年工人出身，北岛还做过建筑工。”秦晓宇说，自北岛这批诗人起，才逐渐萌发出语言意识、诗歌意识。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内，工业大生产也进入到一个相当的高度。2000年以后，诗歌意识逐渐成熟，中国工人诗歌才算真正步入繁荣。
而网络的契机，使得这两者实现有机的结合。秦晓宇表示，此前工人诗人缺少交流、学习的空间，不少人逐渐写着就自生自灭了。但网络普及后，这里不仅成为了工人诗人最好的学校，他们也在这里认识相同爱好的人，相互交流。
“底层世界往往是陷入沉默的、被代言的，很少独立发声，即使发声，也是很少被聆听。”秦晓宇说，一方面沉默的大多数好不容易有了些诗人，即使诗歌只写自己，同时也是在为命运的同路人立言、作证。但当代工人诗歌创作经过近30年打磨，已达到相当高度，但却一直被文学批评界所忽视，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秦晓宇表示，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两个所谓标示性的人物，但这对其他同样优秀的打工诗人其实是无用的。
秦晓宇举例说，自己在今年4月偶然看到了许立志的诗歌，发现他就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在同龄人中，他的诗歌算是出色的，在所有年龄段中也是佼佼者，但谁知道他是谁？”
在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秦晓宇的这一问，也许并不只是工人诗歌的问题。
电影、诗典交相呈现
在诗典选编进行的同时，秦晓宇想到把这个拍摄下来，“让一个个诗人的形象立起来，也满足观者读其诗想见其人的感觉”。想法成型后，吴晓波联系上海大象微纪录的创始人吴飞跃，两人曾在2008年一起拍摄纪录片《激荡：1978—2008》，后者迅速加入到拍摄纪录电影中。
秦晓宇说，纪录片中所呈现的诗歌虽仅从诗典中选择，但会考虑诗歌晦涩等问题，会选择更多较通俗的诗歌，同时还有多画面的配合。“通过诗人自己的讲述，将工人诗歌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呈现，诗歌就不仅仅只是一首诗，而更容易进入生活。”
秦晓宇希望影片与诗典能形成互补的效应，诗歌是字字经营，但纪录片是影像的方式。
这其实也是一部通过互联网大众合力完成的电影。吴飞跃表示，通过视频网站，他们大量征集工人，自主拍摄朗诵诗歌、工作场景、生活场景等。这样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素材库，同时获得更多一手的资料与画面。吴飞跃希望通过广大工人诗人的自主记录，形成电影的“面像”；而纪录片中主要拍摄的六七位工人诗人故事，则成为电影中的“点”，最终通过电影，有点有面地把中国工人的故事呈现出来。
工人群体的悲剧不断上演，触动社会
“第一站其实蛮特别，是今年8月在深圳的吉田墓地开机，拍摄的第一位工人诗人是谢湘南。”吴飞跃说，在谢湘南创作的《葬在深圳的姑娘》诗歌里，姑娘们因各种不同原因都葬在了吉田墓地，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
在拍摄过程中，最大的意外是24岁年轻工人诗人许立志自杀。据吴飞跃介绍，摄制组原本在8月就联系上许立志，想把这位年轻诗人的故事放到纪录片中。“联系上时，许立志说自己已经很久不写诗了，委婉拒绝了我们，没想到10月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吴飞跃说。
得知消息，吴飞跃、秦晓宇第一时间赶到许立志的揭阳老家，见到了他的家人。吴飞跃说，也许是诗歌的纽带，许立志的哥哥、父母都很信任摄制组，接受了拍摄请求。那时，吴飞跃与秦晓宇一方面帮助许立志的父母与工厂谈判，讨要补助资金；而另一方面也在整理许立志的诗歌，想为许立志单独出版一本诗集。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想看到，但它就这样发生了。”吴飞跃说，工人群体的各种悲剧不断上演，故事触动整个社会。
在广东的拍摄告一段落后，12月2日，秦晓宇跟随并记录一个彝族打工诗人回大凉山过彝族年。“春节其实很难拍出特别的东西，但拍摄这样一个忧虑于民族文化衰落的底层打工诗人，不停返乡又离开，漂泊循环中的彝族年就别有意义。”近期，秦晓宇正在山西采访一位做爆破工作已达15年的工人。秦晓宇说，工人诗人就扎根于大地之上，他们的写作源于血肉生活，他们的诗歌背后的经历、人生故事，会给我们很多冲击、教育。
此外，据秦晓宇介绍，他们正计划把诗典藏中最优秀的一些工人诗人于明年春节前请到北京，在今年第三届“打工春晚”上，与打工者们在北京皮村。这是属于他们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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