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的笑声很特别。如果非要用汉字来表述的话，它近于“咯咯咯”的声音，但绝不是“咯”字给人的活泼轻快感，而更类似于打隔声响亮而密集地连在一起。配上弯弯眯缝的笑眼，竟能同时显得既痞气又温柔。
让他用3个词形容自己，他说：矮、黑、胖。顺着轻松瞎侃到男色到底重不重要，猛然又拐向严肃的总结：“他们是偶像，偶像这个词是来源于宗教的，他们就是神，是生殖崇拜。帅与美丽代表的是基因优秀，大家对生殖崇拜是本能。”
这位37岁的著名导演拒绝把自己纳入中国导演的代际划分。他拍摄关于县城和尚的文艺片、蒙古草原上的儿童片、无人戈壁里的人性厮杀、城市平民的黑色喜剧、外表重口味骨子小清新的情感治愈片，下一部，他还要把中国最著名科幻作家的小说改成电影。问他：“你是打算拍完所有的类型片吗？”他回答：“这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表达一些我想说的东西。还有说的方法。”
金链与佛珠
你可能在宁浩身上常见到两种饰物：一种是金链，一种是佛珠。
金链是粗重的那种，在脖子上明晃晃的，几乎成了他的LOGO。客串出演电影《桃姐》里的内地著名导演时，他穿一身端正黑西服，脖子上一条粗金链。被八卦新闻拍到他街头会友时，他穿皱巴巴的T恤、肥大到盖过膝盖的短裤、夹脚黑拖鞋，脖子上也是一条粗金链。也许实在没别的写，“金链抢眼”还成了新闻标题。
为什么是金链？“留个纪念品。中国人嘛，土豪嘛，我多土的一个人。”宁浩咯咯回答。
买第一条金链是2004年，宁浩去香港为他的第一部长片《香火》领奖。这部自己投资5万元拍摄的DV长片，讲述一个年轻和尚为重修佛像四处筹款的讽刺故事。宁浩拿着奖金走进金店指着项链说：给我拿最粗的那条。之后，他几乎每拍完一部电影，都奖励自己一条金链，都要最粗的。现在已经有六七条了。
最特别的是《黄金大劫案》之后那条，一个艺术家朋友用宁浩的牙齿作模设计，背后他让朋友刻上“善战者不怒”，以此提醒易怒的自己。
易怒曾是他的常见状态。刚上高中时，他就和兄弟们冲到初三的教室里打了人，完全不顾老师正在讲课。这事儿性质严重，部分导致他退学去读中专——山西省电影学校美术班。
我请宁浩的朋友们回忆对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编剧岳小军回答，以前跟宁浩出门，要随时做好打架的准备，比如宁浩的车被人别了，朋友们就得赶紧进入劝架状态。黄渤回答，拍《疯狂的石头》时，因为租车发生纠纷，宁浩甚至把那车的保险杠给撕了下来。“在他情绪暴怒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喜剧。”黄渤哈哈说。
宁浩被派出所抓去拘留过10天，因为他拿砖头把小区物业的玻璃给砸了。家里暖气不热，收暖气费的来，他指着温度计说：国家规定要烧到16度以上，16度以下不给钱。物业的人用手捏着温度计的水银球说：温度够了呀。“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嘛。他到最后还跟我媳妇吵吵，我就把他们玻璃砸了。”宁浩比划着，“我说你试试看，这个温度，你能在这生活吗？”拘留归来，宁浩就搬张凳子去物业找那个人，坐他对面。那人吃饭，他也坐对面吃饭。“他特别害怕，后来就调走了。”宁浩这次咯咯笑得特别长，“对付流氓，没办法。你也只能流氓。”
工作中，他以难搞著称。他的妻子、编剧邢爱娜曾如此评价：“宁浩是我认识的导演里最难伺候的，没有之一。……非常有想法、意识，制定的高度很难达到，然后他会拿着小鞭子时不时对你进行思想、灵魂、人格上的‘抽打’。”
“必须完美主义啊！不完美主义怎么拍电影？”宁浩说得理直气壮。他没法像有的导演一样永远端坐在监视器后，用淡定的语气指挥全场。他得满场飞，用略神经质的快语速指挥：“这这这，道具。那那那，摄影。”终于可以坐在监视器后了，又不停挤眼睛、咳嗓子、捋头发。“你觉得这个人紧啊！你在旁边看一会儿，都喘不过气了，得赶紧去外面待会儿。”黄渤说。
他说自己不会在片场骂人。这条半天过不了，自己跑去旁边的角落踹一个凳子。凳子踹扁了。回来接着拍。
最近一两年，他脖子上的金链不常见了，手腕上却多出一串佛珠。
经常和哥们干下一斤二锅头的他戒酒、戒烟了。“戒酒”二字甚至被文在脚腕上。文身师出了点错，少文一撇。黄渤笑话他：“你这叫差一点戒酒。”岳小军记得，大家聊剧本时，都咣咣喝啤酒，宁浩看着有点馋，说：“给我来点无醇的吧。”聊一两个月的剧本，附近超市的无醇啤酒都被买空了。
“我分析这是一种自虐的表现。”黄渤说，“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我怎么可以办不到呢？”岳小军说：“宁浩讲，如果连自己都改造不了的话，你能改造别人吗？人生得学会控制。他就先从控制自己做起。”两位朋友不约而同地认为，宁浩近来变得“柔和”和“不紧绷”了。
宁浩有时候说自己信佛。但仔细聊起，他又会解释，那是一种混沌的糊涂的信，不算特别严肃。他说自己出生在离五台山不远的地方，从小跟姥姥去五台山拜佛，现在还几乎每年都去。
他顺嘴批评着拜佛者绝大多数是托佛办事的功利主义者，并且坦陈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但你确实可以从他的行动里看出些信佛者的影子。比如在以“搞笑”和“猎艳”为宣传关键词的《心花路放》里，竟埋着个“放下”的主题——正经的佛法主题。
再比如《无人区》被审查的4年里，宁浩无数次被问背后的故事、对此的态度，他却总说“这事儿翻篇了”。被问沮丧吗？焦虑吗？他说“没有”、“没时间”。他甚至连无奈都没表现出来。他对此曾有的详细回答是：“我是一个相信一切事情皆有因缘的人。我信佛。凡事自有它的命数，当一个电影开始拍的时候，它就有了自己的轮回，你就要淡然处之。它会随着它自己的那个状态去走。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总有它的价值。”后来，他把《无人区》的过审通知单裱进相框里，放在工作室一进门的书架上，和各种奖杯、奖状在一起。他似乎也没表现出来的那么淡定。
那些粗金链会被闲置吗？宁浩回答：“有时候还戴啊。”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
中国摇滚界著名人物、唐朝乐队前吉他手老五（刘义君）记得，他与宁浩的第一次见面“让人挺发呆，说白了，就是咱们俗称的神神叨叨。我觉得挺好”。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场常见的饭局，呼朋引伴，对酒当歌。中国摇滚乐90年代初开始的辉煌，让乐手们摩拳擦掌。他们聊着90年代常聊的文化、启蒙、新生代、文艺的将来……老五说：“既真诚又干净。很多积淀都是从那个时代衍生出来的。”
宁浩作为其中少有的学生出现了。他后来描述：“本来是蹭饭去的。”他通过成人高考正在读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制作专业。老五问：“这位同学你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我是拍照片的。”过一会儿，宁浩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就对老五说：“五哥，有没有机会帮你拍一套照片。”老五说：“好啊。”本来只是初识的普通寒暄，定下一个模糊的口头约定。宁浩却立刻从小饭馆跑出去，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个一次性照相机，然后返回去说：要不现在拍吧。就在昏暗的小饭馆门口拍了。
“这哥们感觉挺入魔的。”老五把宁浩的这种状态归结为“具体操作什么的时候比较投入，投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忘我。比如他跟人说着说着话就突然出去了，不知道思考什么问题去了。比如突然去买相机就把东西记录下来了”。
但宁浩不介意承认这次拍照的功利目的。他把照片洗出来一看，拍得太差了，设备差、环境差、光线差。专门坐车从北京回了太原，找朋友一起熬夜修图，弄成专辑封面的风格。第二天又坐车回到北京，找认识老五的同学说：“能不能给五哥看看？我那天在饭馆帮他拍了几张照片，你把照片送给他就行。”当天下午老五就找他，请他做自己的专辑摄影师。之后，在老五的推荐下，他开始作为职业摄影师混入音乐圈。
“如果当时老五收到照片也没找你呢？”我问宁浩。
“不找就不找。我就是证明我可以做这个事情。我做事情都是这样。我拍电影也没想过会怎样。拍《香火》，会去哪里，搞不清楚。还得拍。”他回答。
10年前，在宁浩刚开始拍电影的年代，商业化常被斥责为泯灭情怀。著名导演陈凯歌在《无极》首映晚会上大秀恩爱，亲吻妻子陈红，以此宣传。他的同班同学、导演彭小莲觉得心里难过得想哭，她受不了做导演做电影要做到这个份上。
那时的宁浩，手持两部成绩不错的文艺片《香火》和《绿草地》，本来可以在电影节系统里顺利做一个文艺片导演。他却不惜少拿投资也要拍商业片《疯狂的石头》。为什么想拍商业片？他的解释是“不为什么，我就喜欢”。他不大想一直都是窄口的交流。
《疯狂的石头》及之后的每部宁浩电影，都采用了多人编剧，最多达到8个。邢爱娜曾解释：“这样的好处是各取所长，适合商业片。很多人参与等于是多重验证，至少在剧本阶段你编剧团队的每个人都得认可这个东西，被认证得越多，相对来说，最终被观众认可的概率就越大。”
近十年过去，宁浩在商业上成绩显赫。2006年，《疯狂的石头》投资300万，票房两千多万，创造了中国低成本电影的商业奇迹。那是《无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占据票房榜首的时代，人们冲着大导演、名演员、高投资走进电影院，留下一片坏口碑，却无碍于它们取得高票房。《疯狂的石头》像注入畸形电影市场的一针兴奋剂，有观众甚至自费买票100张，站在街上发给路人，以示支持国产电影的希望。2009年，《疯狂的赛车》票房过亿，宁浩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之后进入亿元导演俱乐部的第四位成员，也是年轻一代导演中的第一位。现在，《心花路放》票房已经突破9亿、冲向10亿，这已是中国电影票房历史第七，国产电影票房历史第四。
宁浩却更多讲起了情怀：“我很少去关心我的电影怎么卖到十几亿票房。其实我对票房并不是太懂。”他拒绝预测票房：“找一个导演要票房，就像找一个厨子要营业额一样。”甚至直接吐槽：“我们的电影堕落到今天只谈票房，制片人琢磨、导演琢磨、演员也琢磨。”
宁浩身上一直奇妙地混合着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跟我爸比较像。”他想了想说。上世纪80年代，宁浩的父亲赶第一批经商大潮下海。他本是太钢（太原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作出这样的决定就得放弃编制、稳定等等许多。他卖自行车、卖油烟机、开大餐厅、装饰大楼外墙……做过的生意种类繁多。宁浩说：“他重那个过程，他不太在乎那个结果，挣钱还是没挣钱。这是他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他现在还在不停弄，养鸽子玩，自己弄个鸽舍，好几十万，把他挣的钱全干了这事。他必须让自己不停下来，他就那么个性格。”
2000元与20万
这位现在浪漫养着鸽子的父亲，当年曾强力阻止儿子去北京学画画。19岁的宁浩中专毕业后被分到已经半死不活的山西话剧团。黑洞洞的筒子楼里，每天的工作是打水擦地，最多抄个板报。他想离职，父亲给他几十万开服装店，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他懵懂地在太原寻找着开服装店的地方，有朋友说：“你应该去读书。40岁的时候也可以做生意，可出去读书只有现在能干。”这听起来颇像欧文·斯通《渴望风流》里的故事，宁浩说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讲述了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的一生。年轻的毕沙罗被做生意的父亲责备不该去画那些个没用的东西，他偷偷逃离了父亲去学习画画。
宁浩没有像毕沙罗那样，攒下足够过一年的工资。生气的父亲收走了那可观的几十万，但他同意了儿子去北京，给了他微薄的2000元。“那意思是你去把钱花完，就别得瑟了，回来吧。”宁浩说。
成功人士常愿意回味当年的奋斗期有多么苦涩。这也是大众愿意听到的励志故事。关于宁浩，流传的故事是：他在王府井大街摆摊画画，遇到同样贫穷的姑娘邢爱娜，两人结婚，剩下最后一个馒头互相让，为了熬过没暖气的寒夜轮流抿一小瓶二锅头。
“这是胡扯。我们从来也没有那么狗血吧。我看过这样一个东西，是当年类似《知音》什么的杂志编的故事。也不知道为什么编。”宁浩甚至讲出一条证据：“我媳妇滴酒不沾。”邢爱娜不是路边画画认识的。她是宁浩读电影学院时的师妹，两人一见钟情。
宁浩不觉得刚来北京时住地下室、吃酱豆腐配烧饼的生活值得一说。他交了中央工艺美院考前班的费用1750块，地下室一个月的房租175块，还剩下一百多块。“我觉得苦是伪命题，苦是说出来教育别人的事。红色政权闹革命的时候，好多去的人都是家庭条件很好的。对吧？因为你有理想，有你看重的东西。所以你不会觉得那个东西是苦的。”他说。
在北京的第一笔收入来自于人像摄影。他刚向朋友学的，学完就在周围学校里贴手抄小广告：人像摄影，一百块钱一个胶卷。连照相机都是借的。
他全无文艺青年操作赚钱时的羞涩或扭捏：“我特别好意思，我特别擅长这种事，毫无心理障碍。我挣钱，我又没偷没抢，我得生活。生活不是个羞于见人的事情。”他小时候就在厂里宿舍区的马路边摆个摊，出租妈妈给他买的小人书，两分钱一本。小朋友们纷纷蹲在旁边看。父母并不限制他，觉得那是孩子的游戏。
这颇像他电影里的人物调调。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陈捷评论宁浩的电影：“与那些戴着悲天悯人的面具、不切实际地乱指出路的‘精英们’相比，宁浩以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口吻说：不择手段地活下去，这就是最真实的底层信仰。”
宁浩更主要的收入来自于拍摄MV。1999年，他的第一支MV为天堂乐队拍摄。主唱雷刚记得，之前宁浩帮乐队拍照片时，他就觉得这家伙跟别的摄影师不大一样，在外景地躺着拍、趴着拍、跪着拍，弄一身土，“跟猴儿似的，长得也有点儿像。充满活力，特别认真。”（许多年后，宁浩给自己的电影厂牌就起名叫“坏猴子”。）雷刚偶尔问宁浩：“会拍MTV吗？”宁浩回答：会呀。其实没干过。宁浩先拍《一半一半》，画面偏纪实风格，连着序曲弄了个小系列，收了8000块。然后拍男女对唱《沉醉》，这次是精致的MV风格。之后，宁浩的名气就在流行音乐圈传开了。
他赶上了中国流行音乐辉煌期的尾巴。市价10万元一首歌，他能从中挣一两万，年收入几十万。来北京3年后，还在读书的他已经买房买车。
经济自由带给宁浩重大的现实意义。大学二年级时，他带着20万现金回太原，把钱放在桌子上，还给父亲。母亲把他拽到房间里：“儿子你在外头干什么了？”后来，拍摄《香火》和《绿草地》时遇到投资问题，他拒绝等下去，直接拿出拍MV赚来的钱，当自己的投资人。
悲观主义者与生猛无产阶级
去年《无人区》电影发布会后，宁浩被安排了密集的车轮式专访，每家媒体15分钟。这对我来说是颇鸡肋的采访安排。按照经验，被访者面对如此高密度和短时间的提问，很容易疲惫，常会戴着面具般，聊一会儿讲过多遍的创作思路，顶多加几句逗乐，时间也就过去了。
礼貌的微笑掩不住宁浩的疲惫。他陷在宽大的皮椅里，主要用短句子回答问题。他渐渐讲起自己的电影其实都是悲剧，说着自己“基本上没有特别明确的幸福感”，或者自己常常关注死亡。工作人员掐着15分钟，作为现实世界的执行者提示：“最后一个问题！”
我走出采访间，下一位记者立刻进门。门口人群川流，五星级大酒店的灯光闪耀、地毯柔软，无数的高跟鞋踩来踩去，没有声音。我却好像还陷在刚才的时空，宁浩说着：“每个人面临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奔向死亡。还有第二个可能吗？”
如果把他往“喜剧的忧伤”甚至“喜剧创作者易得抑郁症”的方向推想，其实也不大妥当。他自己的解释是，“我还是有无产阶级精神的，放得下的精神。”
作为太钢长大的子弟，宁浩喜欢提到“无产阶级”这个词，类似的表述还有“我是个蓝领”。那座庞大的钢铁厂曾经在1952年炼出过中国第一炉不锈钢，在1954年轧制出中国第一张硅钢片。在宁浩看来，无产阶级生龙活虎，特别生猛：“他们能折腾，拼命折腾，想着招儿折腾，体现他的价值。我要努力，我要办好我的事，我能办不好我的事吗？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包世宏（《疯狂的石头》中面临下岗的工厂保卫科长）。我是厂子里的人，我有我存在价值的。他们可不是一个需要同情的状态。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所以，宁浩看电影《钢的琴》没什么感触。那是部相当受好评的电影，讲述钢厂的下岗工人用工厂的废弃钢铁为女儿造了一架钢做的琴。但宁浩说：“那不是我认识的钢厂，那不是它的精神特质。当然这是角度问题。这部电影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有一个同情的视角。但是同情你就失去一些东西。可能（导演）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可能他在旁边看待这群人。我不是，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我就是这群人。”
如《钢的琴》一般带有文艺气息的角色，是中国讲述底层故事的电影里很常见的一类人。他们热爱音乐、文学或美术，文艺助他们超脱于庸常的现实之外。一般这种超脱的努力最终会失败，但也因此更显得悲剧、文艺、有情怀。这样的形象颇受评论欢迎，哪怕在纪录片里都是如此。比如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讲述一个山东普通村庄里三四组人物一年里发生的故事，其中最受观众和媒体喜爱的人物便热爱文学、一直追逐，被村里人视为不靠谱。
这样的角色听起来有点儿像宁浩本人。从小画画的宁浩说：“美术真正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精神世界的门，我不可能再回到一个实用主义的氛围，那我宁可不活了。”他在中专时组过名叫“同志”的摇滚乐队，担任主唱。他学画画10年后被查出色弱，美术路断，后来靠拍照片、拍MV赚的钱，转到电影路上。他从谋生到理想都攀着文艺的绳子，一路前行。但他自己的电影里几乎没出现过热爱文艺的人物，偶然出现也被讽刺，比如《疯狂的石头》里的摄影师谢小萌，用摄影和“城市是母体”这样的台词四处勾搭女孩。
宁浩说自己特别爱写的人物是市井、流民、城市无产者，那代表一种城市的气息。他们有自己的智慧，多半是骗子，给你一个逻辑，要在某种规则之下，跟你拼智商。他们实际上是浪漫主义的。他们喜欢艺术，会不好意思表达他喜欢，但他真的是由衷地热爱。“我们钢厂那些小混混，很少乱搞男女关系的。通常是从一而终的。”“我要不是拍电影，估计就奔小混混那路子去了。”
“宁浩电影里的小人物，不是黄建新、杨亚洲、冯小刚电影里的作为‘城市平民’的小人物，而是一群真正的鸡鸣狗盗之徒。”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陈捷在文章《宁浩的类型与意义》中总结，“传统的底层叙事中总是让穷人占据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穷人们尽管受尽欺凌但永远心地善良，不违法乱纪，而‘小人物受欺凌’则永远是底层喜剧的重要题材。而宁浩为中国电影开辟了一片新的底层天地，一方面他如过去的传统那样讲述了穷人如何生存并努力保有尊严的故事，另一方面却学习黑色喜剧制造了一场打乱规矩、释放欲望的底层狂欢。在宁浩看来，这便是‘庶民的独立’。这些小人物们无论是落难英雄还是小偷大盗，他们自成一体，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他们没有一个外援社会可以期待，他们共处一个荒诞的现实平台。”
语言第一性与内容第二性
在《纽约客》对导演贾樟柯的报道《全景镜头》里，欧逸文写道：“他的恒定的主题是：个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力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尽管常常徒劳无功）——游民，下岗工人，躁动青年。他们陷于中国飞速发展的边缘，外面的世界可供一瞥，却始终遥不可及。”如果把这段话套用到宁浩的电影上，你会惊讶地发现，居然也大半适用。
这两位山西最著名的导演很少被拿来比较，尽管他们同样学过画画，同样读过北京电影学院，可他们的作品风格实在显而易见地不同。宁浩讲自己和“第六代”导演的不同：“‘第四代’、‘第五代’基本具有相同的审美意识。我跟‘第六代’年龄差距大，审美需求也不一样。‘第六代’基本上是理想主义的一代，关注民生问题。而我们拍摄诉求从现实主义开始。”
对宁浩来说，“审美”是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东西。他觉得“所有艺术品，语言是第一性，内容是第二性”。他甚至归纳出一套系统：“人类的精神世界是这样的，先有信仰或宗教，宗教建立基本善恶，通过基本善恶产生审美系统，审美建立之后才产生道德体认。道德说要尊敬父母，但这也是符合审美的，这事儿美，对吧？”
小学时，他读完了《鲁迅全集》。之所以读这样的大部头，是因为著名的那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无数人专门撰文分析如此写的好处，也有无数人调侃这是名家专有的啰嗦权。小学生宁浩可不知道这些评论，他只是觉得：这人太好玩了，我得看看他为什么这么说话。然后他就开始看。
宁浩的妈妈是太钢的宣传干部，曾学现代文学专业。她的书柜放在宁浩那间屋里。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城市家庭一样，父母严格管制他看电视，于是他就窝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严格来说，我对鲁迅描绘的那些东西不太有感觉，就是《药》、《狂人日记》那些故事。我就喜欢他的文笔，他的文字结构方式，我觉得语言第一性嘛。”现在的宁浩窝在沙发里说着，“他的文字太好了，总是那么尖酸刻薄，充满喜剧色彩。我后来看王朔的时候，就觉得都是从鲁迅这来的嘛。就是这个方式，调戏。”
妈妈的书柜里还放着蒙古史、匈奴史、城墙史等边边角角的历史书，宁浩爱看这些。作为山西人，他发现正统史书里后来写的都是南中国，跟自己的生活区域没什么关系，于是看这些跟自己有点关系的。他总结：“几方印证，我发现历史书讲的好多东西不对。比如说，我后来对照，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一条从头到尾贯穿的长城。长城这个概念应该是民国才提出的，为了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我开始怀疑书上讲的很多东西，开始想，历史中什么才是真实。每个朝代都为上一个朝代写史，都是对立者来写史，写的是真实的吗？我反而觉得北方少数民族记载的朴素历史，相对暴力，比较简单，更能印证某些东西。你看蒙古历史，记录得特别详实而粗暴，混合着各种萨满文化，挺好玩的。”
追逐“好玩”的宁浩，却看不进去迷住无数人的武侠小说。他买了一套金庸，逼着自己看，却失败了。“那个东西幼稚！”他重复，“太幼稚了！历史当中有特别多有趣的故事，比武侠好玩多了，真的。”
文学或历史对他来说只是课余生活的消遣品，“还是功利主义的”，真正让他觉得意义重大的是画画。从小喜欢涂涂抹抹的他中专读美术班时，开始研究美术史。“它确实打开了我的一个梦想，我突然发现世界原来这么丰富。有一个精神世界的门打开了，而不是只有一个现实世界。你以前的各种追求都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画画帮助我建立了审美理想，通过认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我建立一个道德体认，虽然我还没找到信仰。”
宁浩早在第一部比较长的故事片《星期四星期三》里，就开始玩结构。这部60分钟的中片是他读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作品，3个小故事被结尾的几分钟镜头串在一起，被观众评为“仿佛整个故事在一瞬间就有了某种真谛”。2001年，这部电影获得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中国大学生电影数码媒体竞赛银奖。
2006年，《疯狂的石头》中，结构被重提、放大。宁浩总结：“《疯狂的石头》是一个有表无里的东西，它有一个叙事手法，但它的里子是一个大路货，没有独特思考价值。”到了《疯狂的赛车》，游戏性更加扩大，6条叙事线索，3组人物，有名有姓的角色三十多人。但宁浩很不喜欢它：“就像我在那翻了一个跟斗，大家说翻得好，再给翻一个。一点意思都没有。”
大爆炸的奇点与短一截的绳子
黄渤称宁浩为“我国著名的理论家、分析家、实践家”。宁浩找黄渤演他的爱情片《心花路放》，从爱情这件事情聊起，聊到雄性雌性的本身属性，聊到引发古代战争的原因是争夺交配权，又引申到动物争夺交配权，再从动物转到植物，讲植物的授粉都是雄性如何主动飘到雌性的怀里，再讲到分子，讲到最小的物质夸克。“我没有驳斥他的机会，你的知识能力确实支撑不了你跟他辩论，只能听着。夸克这个……”黄渤干笑着顿一顿，“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啊。”
《无人区》公映，本来主题是聊人性与动物性，但宁浩能从宇宙大爆炸的奇点说到也许智慧会从现在的碳基文明发展成硅基文明。他在微博上写“宇宙中所有的事务，不过是一种能量而已”。“人类只是智慧的初级阶段而已，1.0版。之后智慧将抛弃‘肉身’实现更加高端的存在。”这条看起来高端深奥的微博居然转发过万，是他所有微博中转发次数最多的。
更为大众熟知的宁浩是那个对本土和当代社会有敏锐触觉的家伙。黄渤说：“我觉得宁浩对当代社会，以及现在各种现象，最起码在同龄的这一代导演里面，是理解最深的一个，分析最深的一个。他的作品都具备一些当代性。他老是有一些未完待解的问题，有时候会探讨在电影里面。”唐朝乐队的老五说宁浩：“一个人就是时代下的一个笔杆子、一张画纸、一根琴弦，就是一个时代下的一个工具，都在那个时代里有如实的真实显像。”
“本土化在各种戏仿、混合、巧合设置等借来的手段中植入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现实经验。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后现代’虽然远未来到，但人们似乎都有着置身于颠倒错乱、四分五裂生活中的普遍感受。”陈捷写道。
《疯狂的石头》里的香港大盗无法完成《碟中谍》式的潇洒动作，因为吊住他的绳子被卖绳子的小贩缺斤短两少给一段。《心花路放》的低胸装小妓女并不掩饰背后有两排拔火罐印，失意的男主角会走过正在欢乐跳着广场舞的大妈群。几乎每部宁浩电影里都有个脏乱差的“夜巴黎”，它们是招待所、海鲜店、黑心加油站、杀马特理发店。这些让人会心一笑的本土元素，让宁浩面对说他模仿、拼贴的质疑声时也颇有底气：“这就是我们的人，对，中国人。”
有记者对宁浩说：“有人说你拍的电影变了。”宁浩回答：“是我发生变化了吗？不是，是时代在发生变化。我拍《香火》的时候中国就是个县城，我拍的就是县城的故事。拍《疯狂的石头》的时候大家都在玩命挣钱，我拍的就是玩命抢财宝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去溜弯，都问我们幸福吗，我就拍一个我们幸福吗。我只是一面镜子，把这个社会照出来。”
从《无人区》开始，宁浩电影的片头出现了几只唧唧喳喳的简笔动画猴子。宁浩要给自己立个品牌“坏猴子”，代表创新、好玩、本土。“坏猴子”甚至跟先锋设计师张驰合作，推出了同名服装品牌。听起来，绕了一大圈，宁浩又回到了19岁要逃离的开服装店的那条路。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拍不拍电影都不重要，我最终就是为了要表达一种精神，所以我应该把这个精神符号化。”宁浩说。
他现在还是要拍电影，下一部是科幻片，改编自刘慈欣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版权已经买下了三四年。5年前他就宣布要拍一部科幻片《七宗梦》，讲平行宇宙，后来渐渐不提了，他说因为那个创意渐渐不能满足他。宁浩和参与剧本策划的刘慈欣聊科学、宇宙、大自然、历史、文化……刘慈欣向我谈起宁浩时，重复最多的评价是，这人“对方方面面都有自己很独到的看法”。
小说《乡村教师》被读者评为“极度现实与极度浪漫之作”，一条线索讲一个普通乡村的普通教师带病工作，与农村的世俗现实对抗着，一条线索讲两大外星文明集团惨烈持久的宇宙战争。两个世界相遇在教师的几个小学生身上。因为孩子们记住了老师拼死教他们的牛顿三大定律，地球避免了灰飞烟灭的命运。这个故事一方面现实到土气、一方面又跳脱到令人目瞪口呆，同时还带着直戳人心的情绪，确实和宁浩有一种气质上的相合。
我又想起了那本《渴望风流》，宁浩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最后几页，曾被百般诋毁的印象画派终于得到了热诚的惊叹。已经年老的毕沙罗用钢笔和颜色蜡笔作了一幅名叫《一门艺术家》的素描，画他和他的孩子们，妻子问他：“你真的相信你的儿子们都是艺术家吗？”
毕沙罗“老老实实地，沉思了一会儿，好像是肉贩在称秤，说出了他的判断：‘都是画家吗？不是。印版画家、木刻家，也许。但他们大多数可以从事工艺美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做得既实用又美观。’”
（实习记者黄睿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http://cul.sohu.com/20141024/n405408587.shtml cul.sohu.com true 南方人物周刊 http://cul.sohu.com/20141024/n405408587.shtml report 12063 宁浩的笑声很特别。如果非要用汉字来表述的话，它近于“咯咯咯”的声音，但绝不是“咯”字给人的活泼轻快感，而更类似于打隔声响亮而密集地连在一起。配上弯弯眯缝的笑眼， (责任编辑：UC004) 原标题：蓝领宁浩【华新财经网-www.17caij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