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扫地僧”刘鹤
作者：刘胜军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刘鹤明智且务实，是一个既有从经济角度看透事情演进的智慧，也是对事务有务实理解的人。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
3 月 1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刘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金融。
金庸大师的《天龙八部》中，武功高手令人眼花缭乱。“北萧峰，南慕容”，堪称其中的顶尖人物。不料，萧峰和慕容复发现各自的父亲萧远山、慕容博居然还活着，而且武功比自己更高。
在少林寺藏经阁，一场最高境界的对决爆发。不料，一个谁也没注意的“扫地僧”突然站出来，瞬间出手“打死了”武功深不可测的萧远山、慕容博。然后，扫地僧又在野外“复活”了萧远山、慕容博，并化解了恩怨，令人目瞪口呆。
这与世无争的扫地僧，气度雍容，和光同尘，宠辱不惊，行事人所难测，尽显一代宗师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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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面临“灰犀牛”威胁的今天，一向低调的刘鹤，突然出手。
刘鹤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长期在计委、发改委从事产业政策研究，参与起草了诸多“五年规划”。他非常学者范儿，甚至与樊纲等人创办了“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这一论坛如今已成顶层设计的思 想库。
同时，刘鹤大力推动经济改革，也是务实的行动者，思 想开放，处事圆融，善于内外合力。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机遇是最重要的。刘鹤一生有几次关键的机遇：
• 1979 年，刘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短暂执教。刘鹤回忆称：
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 1994 - 1995 年刘鹤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如果说邓小平周恩来那一代人出国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刘鹤这一代人的出国是为了学习“治理现代国家”的专业技能。这一经历，让刘鹤在高官中显得非常醒目，特别是在中美(G2)大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今天。
如今，66 岁的刘鹤迎来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担任负责经济金融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曾经说：
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以及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
现在，他站在了改革的第一线。作为坚定的改革派，他自上世纪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调配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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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梳理刘鹤过去几十年的经历、文章和思考，他一直在为机遇在做准备。
01顶层设计
1988 年，36 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开始长达十年的“政策设计”。
2010 年 10 月，“顶层设计”一词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刘鹤在建议公布后第二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构成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60 项、336 条改革令全球惊叹。这是一次堪称完美的“顶层设计”。
吴敬琏解释说：
据我所知，“顶层设计”是信息系统规划设计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在规划设计一个信息系统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子系统的主体结构，然后才能进行它的各个子系统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就很难沟通、兼容和联动。
实际上，刘鹤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信息化专家”：1998 年刘鹤出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此后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对于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刘鹤给予了说明：
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 30 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
02灰犀牛与明斯基
2017 年 7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呼吁“金融回归本源”，随即《人民日报》提出：“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周小川也在去年预警“明斯基时刻”。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是一次经典案例：雷曼兄弟的破产成为“黑天鹅”，引燃了次贷危机这只“灰犀牛”。
2008 年 9 月 17 日，雷曼兄弟破产两天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派出一位顾问，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此人即为刘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参加了这次会面。他说：
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
这次危机对刘鹤触动很大。刘鹤回国后撰写了《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并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刘鹤从危机中得到了重要启示：
• 金融监管要有“牙齿”：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
(笔者注：目前中国强化金融监管的改革，显然汲取了次贷危机的教训)
• 货币超发后果很严重：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
(笔者注：2017 年以来，M2 增速显著放缓，中央推动“货币政策中性化”的取向已经明显)
•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经验不足，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03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人均 GDP 已达 8000 美元左右，步入危险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在拉美尤为突出，大量拉美国家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就陷入了“原地踏步”。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有些学者声称拉美陷阱是“自由化、私有化、市场经济”导致的，刘鹤并不认同。
没 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
2006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刘鹤应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的邀请，对智利和阿根廷进行了访问，先后拜访了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马切尼，智利总统顾问、总统办公室主任、央行行长、财政部副部长以及一系列高级官员和学者，阿根廷经济产业部负责人、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以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驻阿根廷的分支机构、国内的主要研究机构负责人和著名专家学者。刘鹤得出的结论是：
• 造成这种现象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但最根本的是政治原因。拉美国家普遍经历了由军政府向所谓民主政府的过渡，民主派上台后，为了取悦于民和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纷纷向国内民众做出较高的政治承诺和福利承诺。
由于国内财力有限，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短期内人民获得一点虚幻的实惠，但很快被极高的通货膨胀税所冲销。高通货膨胀使当届政府下 台，大量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
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又作出同样的政治承诺。这就形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政客与大商业集团在经济大起大落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地学者认为，如果说“拉美病”或者“拉美教训”，这一点是最根本的。
• 贫困增加和两极分化只是“拉美教训” 的表面现象，“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 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
0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 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外有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为什么中国要加上“结构性”呢?
早在 2000 年，刘鹤就指出：
• 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 结构性矛盾可以归纳为：服务业比重过低甚至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以及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四方面。
05底线思维
美国次贷危机后，刘鹤提出“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 一是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底线思维”一词也被高层所接受。习近平在 2013 年初一次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及底线思维，称“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此后，底线思维频繁出现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讲话中，成为一项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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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担任副总理后，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突破?
刘鹤是乐观的。
20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需剧烈下滑，中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东部沿海出现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失速。刘鹤撰写万字长文，称中国经济是“没 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 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 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增长奇迹继续的关键是，要果断地把握时机，今天该做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刘鹤的底气从何而来?他娓娓道来：
•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 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 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刘鹤更是一位有鲜明价值观和历史大视野的改革者。他撰文写道：
•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 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 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 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 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 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
•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 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
•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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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朱镕基在上海市干部会议上掷地有声：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
28 年后，刘鹤在瑞士达沃斯论坛重申改革：
• 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至于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可以非常负责地向大家报告，一些政策可能超出国际社会预期。
果然，十九届三中全会出乎意料地提前到 2018 年两会前夕召开，把“机构改革”落地提前了整整一年，完全“超预期”。
我们有理由期待刘鹤带给我们更多“超预期”，因为正如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所言：
刘鹤明智且务实，是一个既有从经济角度看透事情演进的智慧，也是对事务有务实理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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