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昭
[近年来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面临着出口产业转型升级难题，在土地、劳动力等各种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这些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很多资金就流向了三产发展更为突出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进入到楼市、金融业等领域。]
资金的流动与变化是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变迁的映射。其中，“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或者叫“资金总量”，是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经济运行的动力之源。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40个主要城市2018年底的资金总量，目前京沪的资金总量仍遥遥领先;增速方面，2012~2018年，深圳、贵阳、合肥、长沙、南京的资金总量增幅位居前五，制造业大市、东北、华北的不少城市增幅都较低。
需要说明的是，资金总量是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但上述40城中，个别城市只有人民币存款余额的数据。但对大部分城市来说，外币存款余额占比都很小，因此总体上不影响数据的比较分析。
京沪领先优势明显
作为强一线城市、全国中心城市以及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座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对全国的辐射带动能力最强，因此资金总量也最大。
北京市2018年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157092.2亿元，比年初增加13376亿元。同期上海市的统计公报显示，至2018年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21112.33亿元，比年初增加8654.40亿元。目前也只有京沪两市的资金总量超过10万亿元，在全国处于第一档位。
深圳以72550亿元位居第三，与京沪的资金总量有一定差距。深圳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拥有深交所、大量的上市公司以及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时，深圳的资金总量比广州少了4000多亿元，但如今，深圳已反超广州17762亿元。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一方面，深圳近几年经济总量超过了广州，广州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深圳要慢一些。同时，深圳的金融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占比都明显提升，无论是深交所还是大批的上市公司，都带来了相当大的财富集聚效应。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资金量的快速增长。此外，深圳的房价高出广州不少，也放大了这种效应。
广州以54788亿元位居第四。近年来，广州虽然在互联网和金融这两大领域缺少亮点，一线城市的地位也受到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挑战，但在资金总量方面，广州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四大一线城市之外，杭州位居第五。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GDP在上述40城中仅位列第十，但杭州的资金总量位次比GDP远高于自己的重庆、天津、苏州等城市都来得高。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杭州是浙江省会，代表的省域是中国第四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十分发达，人均收入很高。省会又集中了最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省内大量的资金等都会往杭州集聚。
杭州之后，成都和重庆超过了3.5万亿元，南京和天津超过3万亿元，位居第六至九位。苏州位居第十，资金总量为2.85万亿元。
排名前十城中，广东和江苏这两个经济总量前两位的省份都有两个城市入围，而粤苏鲁浙四个经济大省中，只有山东没有一个城市的资金总量入围前十。山东的两个中心城市济南和青岛分列第17、18位。
这也恰恰是目前山东面临的一大短板，中心城市不突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年来当地的转型升级和发展。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此前分析认为，山东处于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则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都可能对山东和苏北地区产生“虹吸”。
总体上看，一座城市的资金总量与其GDP总量有较大的关系。上述40城中GDP前十位的城市，除了武汉，其他九城市的资金总量也都位居前十。
近年来，武汉的GDP总量和消费总量都能够跻身前十，但资金总量只能以2.63万亿元位居第11位，这也说明武汉的金融产业仍存在一些差距。但若按照近年来的增长态势，武汉未来很有可能超越苏州，在资金总量方面跻身前10。
近六年增速强省会闪耀
在资金总量增速方面，若把时间拉长到一定的幅度，比如过去6年来看的话，城市之间的分化十分明显。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上述40城中，过去6年来，有8个城市的资金总量增幅超过了100%，分别是深圳、贵阳、合肥、长沙、南京、郑州、厦门和武汉。其中，深圳以180%的增速位居榜首，贵阳也达到了158%，合肥以127%的增幅位居第三。
这8个城市中，除了郑州，其他城市均来自南方;除了深圳和厦门，其他城市均是强省会城市。尤其是贵阳、合肥、长沙、武汉等中西部省会，近年来它们所在的省份经济都实现较快增长，这些省会城市的资金总量也快速增长。
彭澎说，省会城市尤其是中西部的省会城市集中了全省最好的高校、文化等资源，很多大项目也会放在省会城市。如今各地省会城市都在提升首位度，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平台，提高集聚资源和辐射周边地区的能力，因此集聚资金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同时，随着二线城市的崛起，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省会城市对人口、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很多地市的官员退休后也都是到省会城市居住。”彭澎说。
丁长发分析，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现代服务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省会城市集聚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收入水平也会比较高。
另外，从区域分布上来看，来自西南、中南的城市资金总量增长较快，这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态势有关。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近几年来，长江中上游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尤其是上游的贵州、重庆，中游的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近几年经济增速在各省份中名列前茅。
专家分析，长江中上游省份水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且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与珠三角、长三角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几年，不少原本在长三角、珠三角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巨头，纷纷迁往长江中上游省份。
相比之下，上述40城中，有4个城市过去6年的资金总量增幅低于50%，分别是大连、太原、泉州和无锡，此外佛山、呼和浩特、天津、昆明、温州、烟台和哈尔滨都低于60%。
增速较慢的城市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外向型城市、制造业大市，包括泉州、无锡、佛山、温州等;另一类是东北、华北地区的城市，包括大连、太原、哈尔滨、呼和浩特、天津等，这些城市主要位于能源重化省份，近几年随着能源下行，经济受到的冲击也较大。
丁长发分析，近年来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面临着出口产业转型升级难题，在土地、劳动力等各种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这些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很多资金就流向了三产发展更为突出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进入到楼市、金融业等领域。
而东北、华北的城市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比较大，面临着经济转型、爬坡过坎的阶段，一些城市进行了挤水分，数据也进行了调整。此外，东北地区还面临着年轻人外流的问题，这也会影响资金、消费等方面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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